時間曾經考驗過李愛龍，推出這項專業(yè)，約用了兩年，“輿論壓力比較大，相關部門和社會認可程度比較低，很多人還不了解電競就予以否定。”因為電競缺乏具體定義、數據，項目標準不夠明確，李愛龍交涉時遇到不少困難，至今仍有不少問題擺在案頭，“我們想通過面試等方式設立一些‘門檻’，來選擇更合適這個專業(yè)的孩子，但中專有免試政策，不容易把控；大學老師通常需要資質，而電競項目前所未有，老師的資質等問題，需要學校幫助突破。”
可他同樣擔心，一旦高校對電競專業(yè)放開后，現(xiàn)實會像他們收到的評論一樣，有學校把這個專業(yè)當成噱頭，在師資、教材等教育資源都不充足的情況下，一旦教學質量上不去，就容易招致更多反對之聲。既需要規(guī)范，又要尋求空間，這就是國內電競行業(yè)高速發(fā)展下，“李愛龍們”的矛盾所在。
讓王熹感到矛盾的是，電競專業(yè)的出現(xiàn)對規(guī)范電競市場、彌補人才缺口大有裨益，但在電競圈伴隨發(fā)展而來的“浮躁”氛圍中，這個“文憑”會不會成為更多“一心想玩游戲”的青少年選擇電競的擋箭牌，“這個專業(yè)，想成為職業(yè)選手和踏進電競圈的人才會考慮，多數孩子的目的是成為塔尖上的人，并非默默無聞的從業(yè)者。”見慣太多熱衷電競的孩子，王熹堅持認為“這是一個需要天賦的行業(yè)，但很多人行不行都要擠進來，認為前途能考打游戲實現(xiàn)，這條路不是誰都適合。”
冷靜而客觀的態(tài)度，是當下中國電競最缺少的態(tài)度，對于這堵高墻內外的人都是如此。丁東在得知教育部的《通知》時，并沒有感到驚訝，他用“水到渠成”形容這個舉措，“可以說是電競的發(fā)展從國家的層面給了積極的引導，畢竟在拉動消費、帶動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，體育已經成為重點領域，而電競作為具有很強消費引領性的新興體育項目，會得到更多部委在政策上的引導。”在他看來，“上升期”比“最好的時候”更適用于當下的中國電競，“不斷有利好傳來，能說明至少是各個方面對電競的認識越來越統(tǒng)一，對它的發(fā)展前景越來越看好，但我們身在其中，不能盲目樂觀，要有清醒的認識。尤其不要走極端，一會兒說它是電子鴉片，一會兒又覺得高大上了，只求把它看成正常的體育運動項目，按規(guī)律來管理、推動電競發(fā)展就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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